沈坤荣：优秀文化是发展的重要力量

　　人物简介

　　1963年8月生，江苏省吴江市人。经济学博士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后，荷兰蒂尔堡（TILBURG）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，美国斯坦福（STANFORD）大学经济学系高级研究学者。现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南京大学·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；江苏省青联副主席。
　　首批入选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，是人事部、中组部等八部委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，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；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；中国经济学最高奖———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。兼任中国价格协会理事；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；江苏省人民政府“十二五”规划专家组成员；江苏省交通经济学会会长；江苏省委研究室特约顾问、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特约顾问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特约研究员；南京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；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。

　　苏州始终保持崇文尚教的风气

　　苏周刊：沈教授您好，您是从苏州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，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求学经历？
　　沈坤荣：我出生在吴江，中学阶段都是在吴江度过的，1982年考入南京大学，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。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，从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，取得了博士学位。之后就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两年时间的博士后研究，其间被国家公派到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系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。
　　在中国社科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后，1998年我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，一直任教至今。
　　苏周刊：在您的脑海里，您读书时的苏州社会经济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沈坤荣：上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的时候，苏州当时的物质是很匮乏的。在计划经济这种社会大背景下，每个地方的特色是很难发挥出来的，但是在苏南的许多农村里面，已经慢慢有一些乡镇企业的萌芽。
　　比如说在苏南，因为离上海这座大都市比较近，许多乡镇就请上海退休的工程师，或利用周末时间请他们到苏南来，在农村里搞一些乡办企业，生产些机械部件，比如缝纫机的踏板等，主要是给上海等地的缝纫机厂做配套。
　　当时这种拾遗补缺的经济形式一直是有的，在非常严厉的计划配置的环境下，仍然还是有一些市场经济的萌芽存在。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苏南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一个初始条件，也给苏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
　　苏周刊：苏州是一个崇文的城市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这种风气有没有受到冲击？
　　沈坤荣：不管苏南的经济如何发展，是匮乏还是发展，它崇文尚教的理念和社会风气始终保持着，从普通的百姓到政府，历来如此。
　　我的祖母、父母、姐姐都很支持我读书，特别是男孩子，家里一直认为读好书是男孩子的第一要务，谁的家里出了一个读书人，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。我当时考取南京大学的时候，乡里乡亲、老师们都来祝贺，他们觉得这是整个地方的荣耀。那时考入大学的学生很少的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当然这跟地方重视教育的风气是直接相关的。

　　快速发展给苏州创造了巨大财富

　　苏周刊：您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，在您的研究视野中苏州占据什么样的地位？
　　沈坤荣：苏州及苏州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我研究关注的重点。
　　从苏州走出去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非常注重社会调研，我从北京回到江苏之后，经常也被费先生邀请参加他们的调研。我记得当时还参加过好几次关于苏州发展的论坛，所以说我经常会回来研讨苏南的经济发展。我还与高德正等合写过一本《苏南乡镇企业发展》。1991年，我在《南京大学学报》发表了《技术进步与县域工业增长》，1993年，我在《中国工业经济研究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江苏乡镇工业增长因素研究》，这些文章都是以苏州工业发展为样本进行研究的。
　　苏周刊：“苏南模式”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经典模式，与“温州模式”、“珠江模式”并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，您对苏南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如何看？
　　沈坤荣：一个地域的发展有一定的初始条件和来龙去脉。苏南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乡镇经济的发展，在乡镇企业家们的推动下，苏南的经济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，所以当时有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的说法，指的就是乡镇企业。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，给我们苏南地区在物质经济相对贫乏的时代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也找回了苏南经济发展的自信心和原动力，它是我们苏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步。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，苏州又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轨道，抓住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机遇，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，使得原来苏南小打小闹的乡镇企业开始向国际化迈进，而且这个过程使得苏南经济不但变大，而且变强了。
　　后来开放性发展，使得单个企业向园区经济集中，苏州的城区经济与县级市的经济形态遥相呼应，各有千秋，使得苏州的经济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图景，也领跑了江苏的经济，甚至可以说领跑了全国的经济。
　　苏州到“十一五”末的时候，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人们的普遍生活质量，都有了明显的提高，我们还率先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，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为全国提供示范。这给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提高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，从人文精神上来讲，也给我们找回了自信。

　　走在全国现代化前列迫切需要创新

　　苏周刊：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，您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
　　沈坤荣：改革开放后，苏州虽然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机遇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先全国，苏南的经济已经与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区基本相当了。但是苏南经济也面临许多问题，比如产业层次亟待提升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、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突出的矛盾，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创新来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。也因此我们提出来要转型升级，走到全国现代化的前列去，这个是我们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。苏周刊：如何抢占这个制高点？沈坤荣：我觉得有这几个方面，首先要在创新驱动上先行，用创新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发展，不能搞纯粹的加工贸易，更不能简单模仿。所以我们要加快转型升级，把原来的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，把原来依靠资金、人力、物资的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创新为主的经济模式。使得我们的经济由大变强，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很大了，但是我们还不强，这是重中之重。
　　另外，我们现阶段的人均GDP已经不低了，此时不但要进行经济的发展，还要进行社会的发展，文化的发展。
　　苏周刊：近年来，苏州市委、市政府在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，也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对此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　　沈坤荣：首先要明确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，那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，着力改造民生，加强社会和谐的建设，努力使得实现产业高端化。第二，实现城市的国际化，这包括国际要素的自由进出，这种要素包括人才的要素，最重的是国际企业和国际人才的进驻，这些都需要国际化的城市这一载体来推进。第三，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。苏南经济达到了城乡一体化整体设计发展的阶段，要对城乡一体规划设计，撇开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完全的现代化。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把苏州打造成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、社会进步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示范区，一个宜居的乐园。

　　苏州要加大文化贸易

　　苏周刊：要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，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？
　　沈坤荣：要达到这一目标，首先要注意把握住发展的阶段，调整发展战略，增强忧患意识，把握现代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征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。比如我们借鉴新加坡的经验，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很成功的。怎么样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地创新发展理念，转变发展方式，优化发展路径，增强发展动力，提升发展的水平，第一步就是把握发展阶段，调整发展战略的问题。
　　其次，要优化要素的配置推动产业升级，要把推动转型升级放在突出位置，促进自主创新、管理创新。要把创新与特有的文化结合起来，显著地提升产业的层次和产业的竞争力。
　　苏周刊：如何提升产业的层次和竞争力？
　　沈坤荣：苏州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，最核心的是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水平。
　　从产业的角度来讲，要优化投资结构，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。引导产业投资向科技创新、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倾斜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，来提升苏州产业发展的层次，延伸产业链。
　　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还要加大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类的投资，这种投资主要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，比如说学校、医疗卫生、养老服务设施，而且要适应于民间投资，使得社会发展要有一定的投入。
　　此外，注重本土国际知名品牌的培育，提高自主品牌、自主知识产权这种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。发展服务贸易和文化贸易。苏州有这么好的文化底蕴，有很强的文化产业，文化贸易很重要，比如像昆曲、评弹在东南亚国家、欧洲是很受欢迎的，要加大文化贸易。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或区域，如果没有文化贸易，还是不完整的。
　　我个人认为我们苏州工业园区应该把工厂林立变成公司林立。工厂林立是集聚了大量的产业工人，而公司林立是管理人才的集聚，是总部经济的集聚，所以说它可以节约利用土地，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，有序的发展科技服务、文化创意产业，比如办一些国家级的创意产业博览会，组建文化产权交易所等。
　　苏周刊：在这方面，苏州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。今年4月28日，由国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、江苏省文化厅、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“中国·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”在苏州成功举办。
　　沈坤荣：这很好，通过创办博览会不仅可以扩大苏州的影响，还可以加强文化贸易。苏州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，吸引创新人才移居到苏州来，这些方面苏州是有强大优势的。
　　另外，我们还要考虑怎么样提升农业的产业化水平，怎么样走高功能的、生态的农业发展，因为苏州的土地是寸金寸土，要加强研究如何推进农业的规模化、产业化、标准化、节约化和信息化，还要把它与构造宜居环境结合起来，使农业的现代化为苏州的现代化提供一个广阔的腹地。
　　苏周刊：在诸多投资要素中，人才是必不可少重要一项，对此您有何建议？
　　沈坤荣：打造最具吸引力的人才特区，比如怎么样完善人才政策，鼓励那些高技术人才组团创新，搞一些“千人计划”，我们苏州有“国际精英创业周”，通过办好此类活动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交流平台。
　　怎么样打造这样一个人才特区，需要我们设立一些制度，比如可以设立国际人才专项基金等。

　　关注人的精神追求

　　苏周刊：您刚才提到了要加强人的现代化建设，这可能是我们以往所忽视的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这一问题也越发显得突出了。
　　沈坤荣：是的，这是一个发展的悖论。实际上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、经济发展的同时，透支了很多其它的要素，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要素来突出了经济的发展，使得我们最终的发展不平衡。最重要的是这种失衡导致人的发展失衡，比如观念、法制意识、公平意识弱化了。
　　苏周刊：怎么扭转这种失衡状态呢？
　　沈坤荣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回归到正常的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轨道中来。要创新社会管理，这方面是社会所期盼的，要关注人居环境的健康、人的精神追求、人的精神的富有和富足，彰显人的重要性。
　　我们还要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，怎么样来健全分配机制，使人们更加安居乐业，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归宿感、幸福感和自豪感。如果我们苏州的人们，不管是老苏州人还是新苏州人都有这种感觉，你说说看这种力量是何等强大？这才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地区，这才是发展的本来意义。
　　如果把环境牺牲掉，人连一点闲暇的空间都没有，连静下来思考的心境都没有，那这种生活长时间必然会形成扭曲的社会心态。因此，不但要经济发展，还要社会发展，人文精神、人的幸福感要有同比例的提升。
　　比如我们要强化社会公平，营造积极向上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。比如像邻里中心的建设，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，把苏州人和新苏州人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管理和服务。还要加大推进公共服务的公平，比如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就业、义务教育、医疗卫生、计划生育、住房租赁等保障制度，没有这些保障，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就很难在这里安居乐业，社会矛盾也会越来越多。
　　苏周刊：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增加会给财政和社会管理带来很大的压力，许多经济发达地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，而制定相关户籍政策抬高落户门槛是采用较多的方法。对此，您怎么看？
　　沈坤荣：这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矛盾，我个人认为，通过这个政策抬高落户的门槛，不如通过产业来抬高门槛，产业高端化了，自然带来就业的高端化。当然一些服务业仍然离不开普通劳动力，这就是一个难题。在伦敦、在纽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，这也是摆在我们苏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。
　　如果外来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解决不了，那么长期以往就会形成社会对立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。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，比如多层次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体系，有总比没有要好，这也是构成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没有这个，社会就会分裂，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而是社会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提高产业的层次，提高居民的素质，另一方面要搞好社会建设。
　　此外，创新社会管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要弘扬苏州特色传统文化，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，物质财富与社会分享的意识等。加强人的全面发展，人的现代化建设，增加公民意识，提高老百姓的素质和健身水平，保障辖区内所有人的民生，缩小城乡差距，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，达到共同富裕。